风雨人生心淡然第十五章、第十六章

作者 高邑 胡素梅

第十五章 老燕分飞父亲回乡 自力更生兄妹建房

转眼父母到东北已经快两个月了，我们非常想念父母。但是我们写信一直不敢提让父母回来，因为我们知道父亲回来后的处境。那几个别有用心的人，出于对父亲的羡慕嫉妒恨，仍是贼心不死，再次下狠手。给东北大姐所在的部队领导写黑信。据大姐说，当时部队领导找到姐夫，说让姐夫看一封信。姐夫一看写着胡群有历史问题，逃往你们部队，希望你们部队不要成为他的避风港。姐夫一看蒙了，父亲在东北的两个月里，已经给大姐部队的首长和战友留下了很好的印象。父亲脾气随合，勤快，而且机智幽默。无论首长，战友见面都热情地打招呼，他们非常喜欢这个农村老人。首长见姐夫一直怔着不说话，就说：“成乾，这个事情我虽然不知道是真是假，但我看得出大叔是个好人。不过这是运动，没办法，首长又嘱咐姐夫说，这件事你不要直接告诉大叔。以免老人家伤心，你和青梅商量商量再说。”

回到家，姐夫给大姐说了这件事。大姐非常生气，怎么会这样？是谁这么坏，把黑信写到了部队。大姐悄悄地给母亲说了。母亲一听气愤地说：“我知道这是谁干的，是胡狸和他的老婆干的。这二人是头顶长疮，脚底流脓，坏透了。除了他们二人，别人不干这事。”母亲越说越急。大姐赶紧劝母亲不要激动。先不告诉父亲，怕父亲伤心。虽然谁也没说，但父亲非常敏感。他觉察到了大姐和姐夫有事瞒着他。而且也猜到了什么。心想再住下去，怕给女儿和女婿添不必要的麻烦。所以就把大姐和姐夫叫到跟前说：“成乾、凤梅，我住的时间不短了，想回家了。”他们赶紧说：“再住一段吧，过了年再回去。”父亲坚持说：“不住了，你三个妹妹还小，在家我也不放心，再说快过年了，我还是回去吧，让成乾给我买车票吧。”父亲说这话看似很镇定，而且脸上还有笑容，但大姐能看出父亲内心的矛盾和痛苦。父亲并不想马上回去，只是怕大姐和姐夫受牵连。所以父亲坚持回家，这时母亲过来说：“凤梅，让你爹回去吧。家里有你两个弟弟保护你爹，他们能怎么样？”

母亲的话一语双关。虽然大姐和姐夫再三挽留。父亲还是执意要走。可怜天下父母心，父爱如山！不管自己多么艰难，心中仍是牵挂着儿女。

姐夫只好给父亲买了火车票，一共两张。一张是硬座，从齐齐哈尔到北京的特快，一张上面表明齐齐哈尔一高邑，这是到高邑的通票。因为那时候从齐齐哈尔到高邑没有直达车。所以只能到北京下车再签字，换乘到高邑的列车。车票买好后，姐夫再三嘱咐父亲，全家人的心情非常沉重，担心父亲回去后不知道还要遭什么样的罪。父亲强作欢颜说：“家里亲人更多，还有两个可爱的小孙女哩。”

到了父亲启程的那一天。大姐全家和母亲一同把父亲送到了火车站，姐夫找到他一个在火车站当乘警的朋友。车票就是这位朋友给帮忙买的，姐夫把父亲介绍给他。让他在列车上照顾父亲，这位朋友爽快地答应了，并嘱咐父亲把车票拿好。就在列车快要进站的时候，父亲突然说：“凤梅、凤梅，你快过来。”声音非常急促。大姐赶紧过去，父亲用颤抖的声音说：“刚才不知道怎么了，迷迷糊糊把车票当成废纸撕了，刚要扔，忽的一下清醒了，想起是车票，这怎么办？”当时父亲的脸色非常难看，大姐心想，父亲向来做事细致周到，怎么能撕车票呢，这不是父亲的性格，此时父亲的心情谁也无法猜透。这时姐夫放下孩子说：“爹，你别着急，我想办法，看能不能粘好。”母亲也赶紧说：“不要紧。成乾有办法一定能粘好。”这时姐夫又找到了他那位乘警朋友帮忙，他那位朋友热情地找来胶水，把车票慢慢粘好，说：“没事，一会儿我给车上的朋友交代一下。”然后把粘好的车票交给了父亲。父亲长出了一口气。

发车的时间到了，他们依依不舍，语重心长地互相嘱咐着，这时大姐的女儿武凯突然嚎啕大哭起来，一直说：“不让姥爷走！不让姥爷走！”母亲和大姐哭了，姐夫在一旁也默默地掉泪，父亲眼含热泪强作笑容说：“凯，好孩子，姥爷回去后在家等你和姥姥。”列车载着父亲呼啸而去，父亲回到了自己的故乡。然而谁也没想到，父亲这次和母亲及大姐一家的分别竟成了永别。父亲没等到母亲回家就去世了。

1968年的冬天，伟大领袖毛主席拨乱反正，发出了一系列的最新指示，比如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一些问题可以在学习班里得到解决，使运动逐步走向正常，真正的革命群众已经觉醒，响应毛主席号召，抓革命促生产，复课闹革命，一小撮跳梁小丑已被乡亲们逐一识破，赵多余从此从梁村永远地消失了。总之，形势向有利的方向扭转着，父亲从东北回来，一切相安无事。

新年到了，虽然母亲没在家，我们该准备的都准备了，年过得还算开心热闹。因为形势好转，给父亲拜年的又多了起来，连那些曾经攻击过父亲的个别人好像是觉悟了，也登们拜年。还有我们三姐妹的伙伴又多，经常到我们家玩，和我们一块儿逗两个可爱的小侄女儿，我们家几乎又恢复到几年前的热闹了。

1969年的春节刚过，形势有了更大的好转，中共九大在北京胜利召开，文化大革命也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真正的革命干部，共产党员和真正的革命群众代表，被推选进入了各级革命委员会。随着九大的东风，各项政策加快落实，一些冤假错案逐一调查落实。上级派来工作组入驻在我们南街，工作组有一个军人姓谢，天津人，大家都叫他老谢。这个人正直，认真，他跟父亲谈话，态度和蔼。对父亲总是称大叔，他让父亲进学习班学习，把自己的经历写成书面材料，以便组织进一步调查落实。老谢同志为父亲的冤案奔忙着，形势一片大好，父亲总算看到了一线希望。

春天到了，天气渐渐暖和了，我们三姐妹又长了一岁，家里的住房尤显紧张。父亲一直有个心愿，是想让我们三姐妹有个独立的空间，哪怕是又矮又窄的一间房子。因种种困难，一直没有实现。再过一阵子，母亲就要带武凯回来了，家里也实在住不下了，父亲就想了一个拆东墙补西墙的方法，把两间破南屋拆掉，用拆下来的木料再凑一点儿，改成四间北屋，留两个单间做厨房，剩下的两间归我们三姐妹居住。父亲打定主意，就和两个哥哥商量，两个哥哥也都同意。父亲说：“家里没钱就不买砖了，你们吃点儿苦，自己打坯。用土坯盖房子盖的矮点，窄点，只要能住就行了。”

商量好后就开始行动了，打坯要选择土质好的地块儿，我们选在了我们小队的菜园子南头紧临大道，两个哥哥都是打坯垒垛的好手，我和二姐供土，这种活我和二姐都没干过，但是我们攒足了劲儿。660个算是一垛坯，一般两个男壮劳力一天能打一垛坯。我们打不了那么多，刚开始我们一天能打500个，干劲儿很大，几天后硌得满手是泡，疼得不敢拿铁楸，有时疼得掉眼泪，可我硬挺过来了，一直到打够了盖房用坯为止。

坯打好后，要在地里彻底干透，才能拉回来盖房用，春天的天气，雨少风多、风大，很快就干透了。那时候没有先进的运输工具。生产队里只有两辆大车和几辆小推车，但是春天生产队的农活大部分是往地里送粪，所以这些大小车辆都很忙。我们只能利用生产队收工后的时间，跟队长商量好，用生产队的大车拉坯。当时我们小队的队长是我们胡家的一个老女婿，也是父亲的一个老朋友。南街大队成立以来，他就担任我们小队的队长，之所以没被专政攻击，是因为他在解放前旧社会当过长工，才免遭此难。他还一直担任小队长职务，这个人比较正直善良，在父亲落难的时候，他在暗地里始终没有间断和父亲交往，还向父亲透露过消息，现在他看到我们家的这种情况，每天有意的让社员早收工一会儿，让我们多拉一趟坯。

我们把准备好的绳子绑在大车两边，两个哥哥轮流驾车。一个土坯18斤重，我们搬得很吃力，车装满后一刻也不停拉上就走，能多拉一趟，尽量多拉一趟。南口有个不大不小的坡，每次上这个坡的时候还没到坡跟前，我们就攒足了劲儿，一溜小跑喊着1、2、3就上去了。不停地走，脚上也磨出了泡，我也没吱声，咬着牙坚持下来了，坯拉完了又拉了几车土和泥备用。父亲把木料也凑齐了，一切准备好了只等动工了。

那个年代，谁家修房盖屋，都是找人帮忙，只管饭，不挣工钱。父亲考虑到找人帮忙，一干好几天，耽误人家几天不能挣工分，社员都是靠挣工分吃饭的，所以说咱们别找人了，自己干吧。两个哥哥都是垒墙的好把式，我和二姐管除泥泥，每次都是两个哥哥先把泥和好，我和二姐除泥，他们垒。后来和哥哥几个关系比较好的朋友主动过来帮忙，房子很快就盖好了，屋内的墙壁用白石灰抹得白白的，虽然房子又矮又窄，但是是我们自力更生，亲手建造的，也终于有了一个属于我们三姐妹的屋子，我们心里非常高兴，直等房子干了，搬进去了，父亲也非常高兴，但他心里还挂着一件事。

第十六章长期蒙冤终昭雪喜悲交加父亲去世

几个月后，父亲的问题在那位谢同志的奔波下，经过深入细致的调查取证，终于有了结果，父亲在三次被捕的日子里，没有泄露党的任何一点儿秘密，他宁死不屈，是个优秀的中共地下党员，党的好干部。谢同志给父亲说，大叔你受委屈了，我们准备开一个全体社员大会宣布事实，还你一个清白。党不会忘记你的，说完和父亲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父亲激动得流出了眼泪，乌云终于散了，太阳出来了。

几天后村里通知父亲晚上开社员大会，父亲解放了，父亲昭雪了。多年的黑暗生活要结束了，我们终于要见太阳了，全家人欢天喜地。会场在南街小学门口的操场上，具体日期我记不清了，但是那天晚上出现的一种现象，至今让我没有忘记，记得清清楚楚，简直不可思议。父亲长期蒙冤，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如今终于得以解放。激动的心情可想而知。

那天我们早早吃了晚饭，父亲又炒了点黄豆，坐在屋里吃着黄豆，等待着正义时刻的到来。过了一会儿，父亲让我到外面去看看，社员们都去了没有，我出去站在我们家门口，就能看到学校门口的操场，只见学校门口上面的电灯亮着，灯底下放着一张桌子，有几个孩子在那里打闹玩耍，没有一个大人，我就回去告诉父亲说没人。父亲说：“再等一会儿吧，可能都还没吃饭呢。”说着又吃起了黄豆，也给了我一把。我坐在炕沿上吃着，此时父亲的心情一定很复杂。时间不长，父亲又说让我出去看看，我知道时间不长，不一定有人，但我理解父亲当时的心情，就很听话地出去看了。到门口往南一看，学校门口的灯仍然亮着，桌子还是那样放着，就是那几个玩耍的孩子不见了，可能是被大人叫回家吃饭了。我扭身往回走，当我走到大门口，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忽然听见背后“咚”的一声，我扭头一看······（？）我就紧走几步，到了屋里我没敢给父亲说刚才所见到的一切。我也一直没告诉家里其他人。

父亲的问题落实以后，心情非常好，他扬眉吐气，不再寄人篱下。多年压抑的心情终于舒散开了，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父亲高兴，我们也高兴。从此以后我们家开始了新的幸福生活。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1969年阴历3月19日，父亲和往常一样，心情很好，上午在生产队的菜园子干了半天活，中午到家，二姐熬好了小米饭，烙的玉米面掺白面的混合面饼。父亲吃了一整张饼，喝了碗小米饭，还夸二姐烙的饼好吃。三月的天气已经暖和了。天也长了，干了半天农活的社员们，吃了中午饭都要休息，我们吃了饭，我就躺在炕上休息，二姐没有休息，他给我们做过冬的棉衣，父亲每天中午要休息一会。可是那一天中午，父亲却一反常态没有休息。和二姐唠起了家常，我躺在炕上似睡非睡。朦朦胧胧的听着他们说话。父亲说:“你娘和你大姐和武凯过几天就回来了，家里攒了多少个鸡蛋了。二姐说40多个了，父亲又说别放坏了，轮流着吃吧。”父亲对二姐好像还嘱咐着什么，言语之间流露出许多不放心。总之，父亲一直在说，说了很多很多，整整一个中午。

这时我们小队的李队长来了，说起晌了，敲钟还不晚，先找父亲卷一根烟吸。父亲递给他一片卷烟纸和碎烟叶，自己也卷了一根就吸起来了。没吸几口，只见父亲就“呸”“呸”地唾了几下。李队长说：“怎么了？”父亲没说话，这时嘴角就往外流口水。李队长一看说：“不行，桂梅，你爹有病了，快去叫你大哥、二哥。”我也一骨碌从炕上就起来了，和二姐出去叫大哥和二哥，李队长也到院子里大声喊：“凤山、二黑快来，你爹有病了。”

两个哥哥马上就来了，到屋里一看，父亲已经倒在炕底下，大伙赶紧把父亲抬到炕上，我记得很清楚，父亲是头朝北躺着，当时正是上工的时候，社员们都来上工，听说父亲有病了，都纷纷来看望，父亲用里边右手指着炕沿上，让乡亲们坐下，脸上还带着微笑。可以肯定父亲当时是左半边不能动，大脑是清楚的。

这时叫来了我们村的村医。他诊断后开了一副中药，说父亲不能说话是有痰堵在嗓子里了，大伙迫不及待的问他，有什么办法把痰弄出来。这位村医说:“要是有皂角，放在鼻子上一闻，打几个喷涕，痰就出来了，也就能说话了。”听他这么一说，我们家的一个邻居说他家有皂角，就赶紧到家里拿了过来，这个村医接过放在父亲的鼻子上，顿时父亲接连打了好几个喷嚏。这时二嫂把熬好的中药也端过来了，可是父亲没来得及喝，突然严重了，一阵不如一阵，脸憋得通红，眼睛瞪得很大，眼球像要憋出来的样子，非常难受，流出了眼泪，可怜的父亲有话说不出来。

这时李队长说：“不行，怎么打了喷嚏越来越严重了，赶紧往高邑医院送。”一边说一边指挥大伙摘了一扇门板，铺上褥子。大伙把父亲抬到门板上，当时人多，队长就派了几个年轻力壮的抬上就走。大哥，二哥紧跟着，一边走一边观察着父亲的变化，二姐提着暖壶也紧紧跟着，后边又有一拨年轻人自发跟上，在路上轮换着抬，争取时间，几乎是一溜小跑到了高邑医院。

医生诊断说是脑溢血，马上进行了紧急抢救。虽然医生极力抢救，但还是没能挽留住父亲的生命。父亲停止了呼吸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两个哥哥和二姐向医生苦苦哀求：“救救我父亲吧！”医生长叹一声说:“可惜呀，出血太多了，我们也无能为力了，你们回家准备后事吧。”父亲突然离世，使两个哥哥和二姐无法接受，他们痛苦万分。那时候没有交通工具，怎么把父亲拉回家，使哥哥和二姐做了难。他们忍着悲痛商量，由二哥和二姐在医院看护着父亲，大哥到西北营村舅舅家借了一辆小推车，把父亲拉回了家。

那天晚上，我们在家焦急地等待父亲的消息，谁也睡不着，桌子上还放着那碗父亲没来及喝的中药，满屋子的中药味还没散去。我的好闺蜜左新为和我做伴睡觉，不知道什么时候我睡着了。忽然听见两个哥哥和二姐拉着父亲回来了，二姐一直在哭。我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为什么医院也治不好父亲的病，父亲怎么会死呢？我们家的天塌了，全家人悲痛欲绝。陷入了极度的痛苦之中，不由得都哭了起来。不一会来了好多人，有本家的大伯大娘，叔叔婶子，哥嫂们。还有父亲的生前好友，以及邻居们都过来了，他们一边安慰我们，一边商量着事情。两个哥哥强忍着泪水，张罗着父亲的后事。大伯问大哥说：“给你大姐发电报了没有？”大哥说：“发了，父亲在医院抢救的时候已经连发了两封，父亲病故又发了一封，大姐接到电报一定会和母亲很快赶回来的。”只是可怜的父亲再也看不见从东北回来的亲人了。

父亲一生辛苦，没享过福，也没住过新房子，就连他亲自指挥，我们刚盖起的矮小土坯房也没住进去。所以说，不管怎样，让父亲最后的日子，在新房子里住几天，收拾好后，父亲的遗体停放在了新北屋里。然后商量给父亲买棺材的事宜。当时我们南街二队的小队长姓王，他是父亲的生前好友，他知道两个哥哥经济困难，马上就说，你们兄弟俩不用发愁，我们队里有木头，我找人拉来给你父亲先用吧，钱我先替你们垫上。你爹这么好的人说走就走了，我非常难过，这点忙我一定要帮。说完他掉下了眼泪，我们也都哭了。王叔在我们家最艰难的时刻帮助了我们。我们非常感谢他。

第二天，乡亲们听说了父亲去世的消息，纷纷过来吊孝，北街西街的乡亲们也都过来了，有的男人也失声痛哭，还有的一直在说：“好人呀，好人，你受冤了，走的这么早。”并掀起盖在父亲脸上的白布，再看父亲最后一眼。父亲的面容很安详，就像睡着了一样，家里人和乡亲们为父亲的丧事忙碌着。

大姐那边，一天连接三封加急电报，闻知父亲病故，犹如晴天霹雳，突如其来的噩耗使大姐痛苦之极，她强忍着悲痛，没敢告诉母亲实情，只是告诉母亲说：“爹有病住院了，凤山发来电报，让我们回去。”大姐虽然没说实情，但母亲发现大姐和姐夫的说话及神情都不对劲，就有一种不祥之感。说：“凤梅，我前天晚上做了一个梦，梦见你爹把一个大包袱挎到了我肩上，说让我背着，我一下子醒了，再也没睡着。老觉得不吉利，你爹到底有没有事？”大姐知道母亲的脾气，怕母亲受不了，一直说娘放心吧，爹没事，咱们赶紧收拾收拾，坐上部队开往云南的一趟专列回家。首长已经安排好了，到高邑专为咱们临时停车，让咱们下车回家。

大姐和母亲回来的那天，按农村的风俗，如果家里老人去世了，儿子是不能出门的，所以就派了族里一个经事比较多的兄长胡顺成，和母亲干姐妹的儿子侯连志，每人拉着一辆小排子车到高邑火车站，去接母亲和大姐她们祖孙四人。顺成哥和连志哥在站台上焦急地等着她们，反复商量着见到母亲怎么说。火车缓缓驶入了高邑站停了下来，母亲和大姐她们一下车，顺成哥就迎了上去，拉住母亲的手说：“婶子，我接你们来了。”连志哥在一旁直掉眼泪。母亲见接她的不是自己的儿子，就问：“顺成，怎么凤山、二黑没来？是不是你叔叔……”没等母亲说完，顺成哥就抢过话说：“他们有事，咱们赶紧回家吧。”也止不住地掉下了眼泪。母亲见此情景全明白了，她泪流满面，哽咽得说不出话来，一向能说会道的顺成哥，此时也语无伦次，不知道怎么安慰母亲。

母亲和大姐回到家已是父亲去世的第四天了，还没有入殓钉棺，直等母亲和大姐回来再见父亲最后一面，母亲发疯似的扑到父亲的灵前，哭得死去活来，撕心裂肺，嘴里一直重复着：“天塌了，顶梁柱倒了，扔下我们孤儿寡母可怎么过？”大姐也趴在父亲的灵前泣不成声。入殓订棺时，我们全家和所有的亲人们哭成一片，大姐死死扒住棺材不放手，要再看父亲一眼，母亲哭得背过了气。慌乱中大伙把母亲抬到了小西屋。风格姑掐人中，我们只是一个劲儿地哭。一会儿母亲缓了过来，又是一阵痛哭，家中气氛一片肃穆凄凉。

父亲去世第七天下葬。虽然蒙冤多年，但他在乡亲们中的威信，没有受到丝毫影响。那天各生产队都提前收工，乡亲们早早地都来了，还有北街西街的乡亲们，人特别多，当时都是众人抬着大棺材一直走到墓地。起棺了，乡亲们纷纷抢先抬起父亲的棺木，路上不停地替换，都想抬着好人送最后一程。还有很多老年人一直跟到墓地，他们老泪纵横,要亲眼看着好人下葬入土为安。有这么多的乡亲们为你送行，父亲安息吧。父亲安葬在梁村南街胡家祖坟里，他的生命永远定格在1969年3月19日。享年54岁。

父亲的一生是坎坷的一生，也是伟大的一生。他光明磊落，爱憎分明，刚直不阿，为党的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父亲既威严又慈祥，为家庭任劳任怨操碎了心。我们为失去这样的好父亲非常痛心，但是我们也为有这样的好父亲感到骄傲。父亲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如果有来生，我还愿意做你的女儿。

大姐在过完父亲的三七后，要回去了，全家人都愿意让大姐把她的女儿武凯留下，因为武凯和她姥姥的感情最深，留下是对母亲的一个安慰。所以大姐带着她的大儿子武疆返回了西安。

（未完待续，请看下章第十七章母亲一人挑重担 拉煤渣艰难度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