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婚的发生与“结婚未成年”的呈现

早婚的发生有文化传统的影响，不过21 世纪的早婚却与打工经济、婚姻市场、代际关系产生了密切的关联。

东头村一带的农民有早为儿操心早结婚的传统，世纪之交，一般20~22 岁结婚属于正常现象。通常情况下，年轻人初中毕业之后要外出打工几年，其间所挣积蓄要交给父母用于积累结婚成本，18 岁之后便会有人按照父母的要求相亲，相亲合适了之后会按照“小见面—大见面—送好—结婚”的程序来走，通常要过2~3 年才能结婚。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需要父母的帮扶，如父母存钱为儿子准备结婚需要的婚房、彩礼等；另一方面，子女在几年的打工生活中也积累了一些人生经验和社会阅历，同时1~3 年的结婚程序也使得青年男女彼此有一个适应的过程，这使得年轻人在婚后生活中尚能应对一些突发事件。综合起来，虽然2000 年之前，年轻人的结婚成本几乎都需要父母来承担，但是代与代之间的相互协作与婚前适应期使得缔结婚姻往往能够成为子女独立的有效节点。

然而，21 世纪以来，早婚愈演愈烈，结婚未成年情势逐渐凸显。这种变化的起点在于打工经济背景下婚姻市场的结构性变化。21 世纪以来，随着打工经济的深入开展，农村社会不同程度地被卷入了全国婚姻市场，在打工地自由恋爱成为主流，异地婚姻也变得普遍。在东头村一带，农民很快便感受到了全国婚姻市场形成所带给自己的压力。按照父母的想法，年轻人外出务工是要协助自己积蓄结婚成本，即主要是为了挣钱，但是他们发现，年轻人外出不仅很少能够挣到钱，并且还可能自由恋爱，甚至领回一个外地媳妇，而外地媳妇嫁来之后，有不少人都因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落后、家庭条件差、文化适应困难等各种原因而离开，“不好好过日子”，于是东头村一带的农民形成了“外地媳妇不牢靠”的非常顽固的看法。女儿嫁在外地的情况也同样让父母不安，因为他们不知道女儿过得怎样，而且女儿婆家的社会关系因为距离遥远而无法产生效用，于是，本地农民认为“只要是亲生女儿，都不会让她嫁到外面”。异地婚姻也有好的结局，但是在当地人看来这是可遇不可求的，于是，异地婚姻在当地农民的印象中变成了洪水猛兽，很少有人愿意拿自己的子女做尝试，为了保险起见，他们具有强烈的在本地婚姻市场上为儿女寻找对象的冲动。

这种婚姻市场的结构性变化产生了两方面的社会效应：第一，由于重男轻女的文化传统，父母在婚姻上对于儿子的干预往往要强于对于女儿的干预，而且在婚姻上女攀高枝，所造成的结果就是，女儿外嫁的情况要多于儿子娶外地媳妇的情况，即本地婚姻市场受到了全国婚姻市场的挤压，由此造成了男性的婚姻剩余，并引发了农村社会失婚的恐慌。第二，本地婚姻市场也日渐失衡，这是因为当地农民在生育上有着强烈的男孩偏好，1990 年代之后农村社会的性别选择多了起来，出生性别比失衡，男孩多于女孩，2006年之后，男性娶妻难的情况日渐严重，这更增加了当地社会失婚的恐慌。

于是，当地的农民通过以下三方面的措施来全方位地管控儿女的婚姻大事，第一，维护本地婚姻市场。父母要求子女在本地寻找对象，他们担心子女外出打工会在外恋爱，于是，有能力的父母在子女下学之后并不要求他们外出打工，而是让他们在家“混”2~3 年，到了17~18岁订婚甚至结婚了之后再外出打工。当然，若是父母能力有限，不能在较短的时间里积聚儿子的婚姻成本，他们也会要求子女外出，但是以明确的“挣钱”为目标，子女打工的收入要交给父母。并且在18~19 岁的时候一定会要求子女回家相亲结婚。如若子女在外自由恋爱，对方是外地人，父母一定会想尽办法干预，甚至以死威胁要求子女放弃外地的男女朋友；对方是本地人，父母会就对方的家庭情况给予一定的考核，若父母健在、家庭条件尚可、兄弟少，父母便会同意这门婚事。

第二，调动所有的社会资源为子女积聚婚姻成本，并且提前子女的婚期。因为婚姻市场上的结构性变化，造成了女性“要价”能力提高（主要是婚房和彩礼的成本提高），因而父母要想帮扶儿女成婚必须付出极大的代价。这时候，父母会调动所有的资源（省吃俭用、延长劳动时间、借债等）来为儿“操心”。因为结婚成本巨大，因而一旦订婚，父母会希望尽快结婚，以免“夜长梦多”发生变数。2000 年之前，从相亲到结婚要走四道程序，需要1~3 年；而现在这个时间越来越短，最近两年一般3 个月就走完了这所有四道程序。这是因为，男女第一次见面订婚就要给女方上万元的见面礼，在订婚之后，男女双方要互走亲戚，其间男方也要付出多次且较大的经济成本，而且每道程序都要支付女方一定名目的现金，如若在这期间退婚，男方之前付出的成本很难收回，于是男方父母往往在儿子订婚之后会要求尽快结婚。如今，乡村社会17~18 岁便结婚并不稀奇，如若20 岁还未结婚，父母已经非常着急了，到22 岁还未能结婚，通常情况下就被归为结婚困难户了。

第三，父母在子女婚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依然要为儿“操心”。在17~20 岁结婚，年轻人的心智还很不成熟，很快他们又要生儿育女，这种人生任务和家庭责任往往是他们负担不起的。比如，有不少年轻人在婚后依然不能经济独立，需要父母资助维持日常生活；甚至他们生育了孩子之后，从日常照料到经济成本都得依靠父母。当地有句俗语，“媳妇是买来的，孙儿是爷奶的”。于是，东头村一带形成了一种普遍的家庭结构：父亲打工养家，母亲顾家照看孙儿，年轻的夫妻外出打工自己挣钱自己花。这个结构通常要持续到父母彻底丧失了劳动能力之后，子女才能真正承担家庭责任，我们在调研中发现，子女在婚后10年依然不能独立，而依靠父母的帮扶过生活的情况并不少见。一方面，父母的人生任务无限扩展，另一方面，被“包办”的子女很难在这个过程中培养起独立生活的能力和家庭责任意识。东头村的年轻人常年外出打工，甚至夫妻不在一处，孩子放在老家爷奶照顾，他们很少回家。已婚已育的年轻人大部分的时间依然是过着城市中的打工且单身的生活，他们只是在过年过节的时候才能一家人团聚。家庭生活被割裂，感情互动与相互适应的成本增高，产生了很多家庭问题。

如果说2000 年之前的早婚现象有诸多文化传统的影响，那么在婚姻市场已经发生结构性变化的21世纪，早婚甚而“结婚未成年”早已超越了文化传统的限制。结婚未成年，不仅仅意味着早婚，也意味着父母人生任务负重、子辈无独立意识无家庭责任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