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来并非为了坐在隔间内，对着计算机屏幕一天又一天

当今的我们，不管男性还是女性，醒着的大部分时光都是在办公室中度过的。上班族典型的一天是这样的：早上坐很久的车通勤，来到某座大城市某个主要商业街区某栋摩天大楼的某张办公桌前，坐下开始一天的工作......以工作谋生的我们，如何在办公室隔间里，获取人生的自由？

我们习以为常的、朝九晚五的办公室生活，是从19世纪末期才逐渐兴起的。而自诞生起，它便同时开始了进化的旅程：从狭小的格子间到开放式的办公区，再到如今流行的soho办公、共享办公，办公空间的变化，似乎也让朝九晚五的生活变得开阔了些。

但所谓“知识工人”真的摆脱了隔间，过上了摆脱办公室束缚的生活吗？我们今天想通过一本新出版的书《隔间》，跟大家聊一聊犀利、有趣的办公室进化史；并且跟大家探讨，“办公室”在不远的未来是否可能走向真正的自由？

每个打工者心里

都藏了一个“打砸办公室”的梦

我们一起来想象一段监控影像。

在一个个办公格子间，办公室职员们一个个窝在一间间由日光灯照明的小隔间里，眼睛紧盯着电脑屏幕。一名身着衬衫、打着领带的男子坐在办公桌前，旁边是他的同事，蜷缩在文件柜前翻找文件。突然间，这名坐着的男子抓起一摞文件，用力扔向他的同事。随后，他举起桌上的电脑，砸向另一张办公桌。随后这名男子拿起办公用的纸张，向远处呆若木鸡的同事们瞄准，将这些纸甩向他们。躲在角落里的两名同事用手机录着这名男子的行为。男子在办公室里走来走去，满身怒气，他从一张桌子后抓起一根大棍子，开始砸向复印机......

这段监控影像经网友分享后，在知名科技博客Gizmodo病毒式传播开来。评论如潮水般涌来，人们迫不及待地表达对这名“打砸办公室”男子的钦佩与理解。“这哥们太酷了。”“他真正懂得什么叫活着。他的那帮狱友真该一同加入这场反抗。”后来，如同很多爆红的事件一样，当这个视频点击量超过几百万时，有人出来说视频是伪造的。但不管这个视频是真是假，它确实戳到了人们的痛处。不管人们觉得这视频是真的还是伪造的，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内心深处，每一个打工者都希望这视频是真的”。这种愿望，从“打砸办公室”为主题的手游的流行程度，就可窥见一斑。

游戏《打砸办公室》（Smash the Office)界面。

1997年，有办公家具生产商（Steelcase Corporation ）对格子间里的办公者们进行了一项调查，发现93%的人想要换个工作环境。到了2013年，悉尼大学两名研究者的调查结果显示，情况在这些年中并未有过什么变化：在全部的办公室工作者中，格子间办公者（人数大概是办公室工作者的60% ）对自身工作环境最为不满；不出所料，独立办公室内工作的办公者是这些人中对工作环境最为满意的。

多年来，这股对办公空间和办公生活的不满已经渗入了更广泛的文化范畴。在电影《办公空间》（ Office Space，又译《上班一条虫》 ）中，某家科技公司里怒气冲冲的三人小团体将他们对公司裁员的不满发泄到了办公室的打印机身上。他们对打印机棒打脚踢——你可以在网上找到许多类似的模仿视频。 在埃德·帕克的《个人时间》和约书亚·费里斯（Joshua Ferris ）的《我们走到了尽头》这两本小说中，对电子邮件撰写礼仪的讨论成了一种准学术性的话题；发现早餐会议时还有剩余的免费百吉饼可以吃，是办公日常生活里的亮点。两本小说都用了不带感情色彩的“我们”来进行叙述，更好地传递出了当代白领生活图景中消极的一致性和冷淡的无名感。而丹麦作家克里斯蒂安·云格森（Christian Jungersen ）的全球畅销书《例外》则将“办公室政治”的概念用到了极致。书中，办公者互相钩心斗角，甚至互相残杀。

职场讽刺漫画《呆伯特》。图中情节为呆伯特在隔间中听到隔壁同事不停吹口哨，他不想发生冲突但又想表达不满。思前想后，最终却还是以向同事大喊大叫（“别再吹了，你个白痴！”）而告终。

最值得一提的还是漫画《呆伯特》（Dilbert ）。《呆伯特》将办公室生活中各式各样的无趣和无聊变成了简洁明了便于携带的讽刺作品。后来这漫画能发展出了各种周边产品：呆伯特桌面日历、呆伯特马克杯、呆伯特鼠标垫和呆伯特毛绒玩具在办公室里随处可见。而这种千篇一律、恒久不变，正是漫画《呆伯特》擅长讽刺的对象。尽管《呆伯特》有时候阴郁黯淡，但是翻看整部漫画是一种简单甚至人文的体验。这种感觉被电影《办公空间》里的一个角色用非常简单的话描述了出来：“人被生下来，并不是为了待在狭小的隔间内，对着计算机屏幕坐上一天又一天的。”

或者你可以化用卢梭的名言：人是生而自由的，却无往不在隔间之中。

办公室进化史

从隔间到“开放式”办公区

巴尔扎克说过“幸福没有历史”，办公室也没有。社会学家C.赖特·米尔斯说：“白领蹑手蹑脚地来到了这个世界。”白领工作的地方也同样悄无声息。而其他诸如工厂等工作场所，来到世界的时候可是伴随着咣当声和鸣笛声的，动静颇大；独独办公室毫无声响。到了20世纪中期，也就是米尔斯写作《白领》这本书的时候，办公室里的男男女女几乎是美国劳动力市场中最大的组成部分。然而，办公室到底从哪里而来，这依然是一个谜。或许是太乏味平常了吧，所以大家都觉得没什么好认真研究的。

《白领》

作者: [美] C.赖特·米尔斯

译者: 周晓虹

版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6年1月

人们是在19世纪中期注意到了办公室的概念。最初这些地方被称作账房，跟几百年前意大利经贸商人的办公室没什么区别。这些地方小而舒适，或者起码是小的吧。人们意气风发地来到这里工作，等到走出这油箱般的地方时，早已佝偻萎缩。在这油箱般的地方，那么多的劳动却好像只生产出了文件。

商贸是高贵的，惊险刺激：它带领人们走向富贵繁荣。然而办公室却是虚弱空洞的，最重要的是，还很无聊。然而正是这份无聊和令人乏味的体面感，使得办公室成为20世纪一大不可或缺的话题基础：各种关于中产阶级的美言，各种关于稳步向上爬升的职业承诺。这个阴暗小房间里的小小办事员说不定有一天就登上了人生巅峰；这窝在杂乱账房里的小小会计，今天还在这里处理着各种数字，明天说不定就在勇气的带领下成了CEO；待在格子间的码农说不定就一路码进了董事会。不论出现怎样的变迁，办公室带给人们对于职业发展的持续希望，和对稳定体面生活的保证，是其他任何工作场所都无法企及的。

电影《玩乐时间》剧照（雅克·塔蒂，1967 ），展现了一幅早期办公室隔间的经典图景。

换句话说，办公室不该是无聊的代表。事实上，自20世纪初期，办公室就成了美国职业生活方面最具乌托邦精神的理念与情感的策源地之一。办公室开始从最初的模样扩大成为镀金时代（Gilded Age，处于美国南北战争和进步时代之间,时间上大概是1877年到1893年，是美国财富突飞猛进的时期）庞大繁华生意的行政中心。彼时，办公室为人们提供了从另一个无聊乏味的代表场所——工厂——逃离的可能。具有远见卓识的建筑师设计出了办公大楼。这些大楼内部规整高效，有如生产流水线，只不过少了身体上的危险和辛劳，也因此更能体现出社会威望。到了1950年代，职场新人男孩（也可能是新人女孩，虽然概率小许多 ）已经可以在脑海中想象自己一步步攀爬职业阶梯的画面。在这画面中，他或者她手中的权力不断增大，底下供其使唤的部属不断增加。

不同时期、不同影视剧中对办公室的布景，从中可以看到，人们对办公室的要求越来越看重开放性与舒适性。

20世纪中期的美国，白领工人所获得的威望和象征的权力是其他工作所不能提供和赋予的。而一些白领工人身居的场所，也成为20世纪最具标志性的建筑。到了1960年代，管理学理论家们开始畅想一个新的办公室工作群体，即计算机科技发展下的“知识工作者”：这些白领受过良好教育，是具备创新能力的职业人，他们用“思考能力”来换取报酬。办公室空间开始出现形式上的变化，办公室设计理论家为这群“知识工作者”设计出了各种各样令人眼花缭乱的办公室布局。1990年代，随着互联网泡沫带来的狂热幻想，各种乌托邦式办公空间更是源源不断出现：仿若微型城市一般的办公场所，有着保龄球场地的办公场所，堪比大学校园的办公园区，犹如布置过的家庭车库或娱乐室的小而舒适的办公室。

随着21世纪初期远程办公技术的进一步发展，设计师和理论家开始瞥见实体办公室的终点。实体办公室将被隐形而又无处不在的、坐在咖啡馆和起居室里、连着互联网的办公群体所取代。一家名义上位于印度孟买的公司，员工可能在美国康涅狄格州新迦南市待着，穿着睡衣睡裤就可以参加公司的网络会议。

办公室的未来

形式更自由，但人们尚未真正拥有“自主权”

然而拉近了看，就会发现画面并没有那么美好。

照搬工厂车间的模式，使得办公室工作也变成了麻木的重复性劳作。20世纪中期的中层管理者感到自己的精神被上了枷锁，成了一个“组织人”，灵魂被公司俘虏了。女性进入白领阶层之后，则往往被分配到行政或秘书方面的岗位，这就很难往上升职，并且还饱受性骚扰的困扰，陷入了一种双重的附属境地。办公场所本身则遭到了无穷无尽的复制，内部装修缺少人性温暖。

人们试图修复这些问题却带来了更多的问题：德国时髦的开放式“办公室景观”造成了乱糟糟的工作环境，让人无法专注工作；互联网公司疯狂的办公室之所以被人们铭记，不是因为理想主义的设计风格，而是公司员工们疯狂的工作时长——许多人都称它们为“白领血汗工厂”。与此同时，越来越多人成了在咖啡馆里工作的自由职业者，但随之而来的还有财务上的持续不稳定，没有福利，且相对来讲在工作过程中缺乏社交。简而言之，白领的故事就是有关自由和升迁承诺的故事，只不过这自由和升迁的承诺一次又一次地没被兑现。

《白领》出版于1951年，当时白领工人在劳动力市场占比几乎达到50%。大部分观察家都认为这个新兴群体将要代替由工匠和个体商人组成的旧有中产阶级。米尔斯的描绘很不留情：他眼中的白领就是些“小男人”，是自主的追随者，他们觉得自己独立自主、具备创业精神，哪怕身陷大公司的牢笼。尽管他们的工作逐渐变得和工厂工作一样——日复一日，但是这份职业中一些无形的威望和地位让他们察觉不到。按米尔斯的说法，似乎整个白领阶层都可以被视作新中产阶级，因此是一个独立的群体。

尽管“白领”工作逐渐变得跟“蓝领”工作一样——日复一日，但是这份职业中一些无形的威望和地位让他们察觉不到。

然而纵观办公工作的历史，其所体现出来的并非如此。办公室内的事情也好，办公室外的事情也罢，鲜少是稳定不变的。而办公者对自身的理解，对他们生命际遇的理解更是变幻莫测。

眼下，尽管有些大公司已经采用联合办公的空间共享方式，但对此现象表现出兴趣的群体在整个劳动力市场中还只占了很小一部分。不过这部分人群预计还会增加。据软件公司财捷集团（Intuit ）预测，至2020年，自由职业者、临时雇员、日薪工、独立承包商将占到劳动力市场的40%；根据格林沃尔德的计算，这部分数字甚至可能达到50%。而就算是50%，都有可能低估了这个国家将要面对的临时劳动者的数量。这些临时劳动者当然不会全是办公室员工。但似乎办公室员工中的很大一部分将要走向自由职业，或者起码说会有很多时间投入到自由职业的工作中。

电影《她》中的办公空间，具备个性化、暖色调的装饰风格，并更加注重开阔性与舒适性。

说到这里，关于“自主权”的问题又重回我们的视线。在永久雇员眼中，自由职业者和临时雇员或许看起来享有更多的自主：他们可以决定自己从事什么样的工作（自由职业者），或者他们可以决定合同的期限长短（临时雇员 ）。然而除此之外，非永久雇员怕是很难再提出其他方面的要求了。众所周知，自由职业合约的执行是很困难的；劳动力市场越自由，公司对雇员的掌控也就越强。根据“自由职业者联盟”这个帮助独立承包商获得健康福利和其他保障的组织的调查，超过77%的自由职业者在人生中的某个时刻经历过“讨薪难”的烦恼。自由职业者和其他非正式雇用工的数量或许被低估了，

从这方面而言，我们正在重返前工业化时代，以一种不同的路数。回看19世纪中期，彼时的劳动力市场广阔且未受管控，工作者的数量也并未经过任何系统的测算。随着不稳定雇员的增加，以及永久雇员境况不稳定性的增加，工作的形态似乎是在往回退而不是往前走：正在重返那个更早的不安的时代。因此，办公室本身或许正逐渐消失，或者起码说正在退回到20世纪初它刚刚诞生时的那个模样，也就不那么偶然了。

灵活性不会是管理手册上新增加的用来让员工服服帖帖的把戏。灵活性，就像科技一样，是一种工具，一个机会：它就在那里等待着，等待着人们去拿起来享用。办公者愿意抛弃办公桌和办公室这些象征身份地位的东西，不仅仅体现出管理层对经费控制的需求，也暗示着，定义了几代白领人的职业路径——从格子间到角落办公室，从秘书池到沿着通道来回走动巡视——已走向尾声，而另一种新的工作模式，尽管还未完全成形，已将其取代。最后，就看办公者是否能赋予这份自由真正的意义：看看他们是否能把劳工合同打磨成切实有效的合同，看看他们是否能将这份“自主权”行使得真实可靠，看看他们是否能让办公空间真正属于他们自己。

《隔间》

作者: [美] 尼基尔萨瓦尔

译者: 吕宇珺 版本: 新民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年5月

本文系独家内容。整合自”新民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隔间》一书开篇及第2、4、6、9章内容，小标题为编者所加，较原书有删节及调整，内容经出版方授权刊发。作者：尼基尔萨瓦尔；译者：吕宇珺 ；整合与编辑：走走。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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