抱团维权多年，她们“夺”回了自己的孩子

2021年5月12日，郑志娥的抚养权案，在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进行了第三次强制执行，这次，她如愿了。她的前夫，也就是判决书中那个抢夺、藏匿女儿的爸爸，在被法院以拒执罪为由拘留后，终于松了口。

很快，5岁的女儿被送到了法院。根据事先的安排，郑志娥没有过多停留，她抱起女儿，在法院的另一个出口快步离开。

“妈妈，你不要把我卖了”，听着女儿乞求的颤音，郑志娥的心猛地疼了一下，“妈妈不会的，想你都来不及”。

“孩子回来才是真正的开始，以后还有好多事要做。”5月26日，郑志娥向济南时报·新黄河记者发来消息。

郑志娥的“遭遇”并非个例，她的背后是一个叫“紫丝带妈妈”的群体。她们的孩子因被亲生父亲抢夺、藏匿，致使长期分离。于是她们因爱奔波、因困联合。几年时间里，她们合规维权、呼吁立法，事情也终于出现了丝丝转机：回来孩子的数量开始增多，舆论纷纷谴责抢夺、藏匿方，而更让人振奋的是，在6月1日实施的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中，第24条明确规定了“抢夺、藏匿孩子”违法。

虽然只是条款，“紫丝带妈妈”的发起者朱莉仍然觉得是进步，“或许，再也没有人觉得抢孩子只是家务事了。”

回来的孩子，有各自的“小问题”

郑志娥做好了心理准备，迎接失而复得女儿。

在申请抚养权的第二次强制执行时，郑志娥亲耳听到，女儿嘴里出现了“坏妈妈”3个字，包括在场的法官都觉得震惊，不由得让人怀疑，在与妈妈分别的一年时间里，5岁的孩子受到了怎样的教唆。

但母女间特有的纽带，在重逢的这一刻发挥了作用，回来的第一天，女儿很快在郑志娥怀里沉沉地睡去。

郑志娥的女儿，终于回到了她身边

第二天，郑志娥就跟女儿“玩”到一起了，关系的修复没有想象中那么严重，但孩子心里都明白。

很快，她也发现了一些变化，原来喜欢阅读的女儿，现在对看绘本也没了兴趣，也不嚷嚷着听故事了。但郑志娥没有灰心，兴趣和习惯都可以再慢慢培养，她觉得丢失的时间难以追回，幸好现在补救还不晚。

“我只想让孩子知道，妈妈是爱她的。”郑志娥说。

河南新乡的王小滑也在今年3月底见到了分别395天的儿子。她在先后经历了孩子被前夫抢夺藏匿、起诉离婚、一审败诉等一系列波折后，在二审中获得了法院的支持，将孩子抚养权改判给她。

与大多数“紫丝带妈妈”一样，前夫并没有将孩子如期送归，王小滑申请了强制执行，在当地法院的帮助下，4月18日，王小滑接回孩子。

“他把孩子往地上一放，孩子就高高兴兴地跟我走了。”王小滑说，虽然一年多没见，但儿子跟自己没有隔阂，“一切比想象中顺利”。

王小滑与儿子在一起

王小滑一方面享受着儿子回归的喜悦，另一方面也要重新给他“立规矩”。她发现，3岁的儿子行为习惯出现了问题，儿子怕见陌生人，害怕了就大声尖叫，只想往她怀里躲，还会有说脏话、骂人的行为……好在两个月时间里，在王小滑的教导下，儿子的这些问题有了改善。但她有时候还会发愁，真不知道这一年多时间里，孩子遭遇了什么。

在“紫丝带妈妈”群体里，最初，朱莉曾经是群里唯一一个孩子满两周岁被藏匿，仍获得抚养权的母亲。2020年年底，被藏匿4年的儿子回到身边，朱莉也经历了儿子的变化。最初，儿子插班到学校，老师发现他的学习习惯不好，有几门主课的成绩几乎垫底。朱莉不服输，她带着孩子一点点地补，“最开始真的特别难，跟孩子也吵架，直接就崩溃了。”她说，但情况慢慢就好转了，变化还是显而易见的，最重要的是，她发现儿子也有上进心。“就拿这次期中考试成绩来说吧，几门主课都上了90分，还拿了一个进步奖。”

最近，朱莉的儿子获得了学习进步奖，这是贴在墙上的奖状。

孩子回来后，她们担心“再抢夺”

获得抚养权，经历了强制执行阶段，最终将孩子带回来的妈妈们，最怕的是什么？是再次被抢夺。

因为害怕男方再度“抢夺”，郑志娥接回女儿的当晚没有回原居所居住；重逢的喜悦也没能消退王小滑的担心，她依然保持着警惕，有时，甚至隔壁一阵极速的敲门声都让她心跳加速；朱莉儿子回来的第一个春节，按照双方协商的结果要回男方家，出于担心，朱莉与前夫是在当地派出所的“见证”下做的“交接”。

事实上，郑志娥也坦言，在强制执行阶段，法院的执行力度尤为重要。前几次，她的前夫都以孩子意愿为由拒绝执行，甚至抱有侥幸心理，拒不履行法律判决，直到最后一次，法院动真格的“拘留”才让他彻底认清事实。

天津人王建娜的女儿在未出哺乳期时，被陌生人暴力抢夺、藏匿，5年时间里，她打了8场官司，但再也没见到女儿。2020年12月31日，王建娜拿到了孩子探视权的判决书，2021年3月，她申请了强制执行，但由于找不到被执行人，她见孩子的时间依然待定。

但好消息是，王建娜奔走多年，在写了无数信访信件后，天津北辰法院终于在今年4月给了王建娜电话回复，承认在此前的抚养权判决中存在程序错误。

上述“好消息”都是“紫丝带妈妈”群体不断发声、呼吁的一点点胜利。近两年来，先后有全国人大代表张宝艳、蒋胜男、吴娟等为“紫丝带妈妈”发声，大众对该群体认知增加，相关部门在处理类似事件时，大部分也不会以“家务事”为由推脱了。

朱莉最近做了一个不完全的统计，今年，“紫丝带妈妈”群体中，在近40名获得抚养权的妈妈中，孩子回到身边的已经有近30名。在执行阶段和拒执罪阶段的妈妈们也各有进展。但她也向记者直言了自己的担心，在对待该问题上，仍然有些省份比较滞后，“比如湖北，群里湖北的宝妈目前处境是最难的。判决、执行的情况基本上没有进展。”

朱莉的担心或许能很快得到改善。这个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在2020年6月实施，其中第24条规定：“父母离婚时……不得以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等方式争夺抚养权。”

这个原则性的法律条款，也第一次在法律上表示“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以争夺抚养权”的方式违法。

“第24条新规”的实施

知名法律博主“谈典看法”、四川矩衡律师事务所律师郭小明长期为“紫丝带妈妈”群体做法律顾问，他在谈到即将实施的“第24条新规”时提到，虽然这条新规只是原则性的提出，并没有落在具体的惩罚措施上，但这并不意味着只是“一纸空文”。

“法律已经明确规定了，这就表明在未成年人抚养权的判决上，法律对藏匿、抢夺的行为是不认可的，并且在相关判决上要充分考虑这一点。”郭小明这样说，但他依然建议，可以在《民法典》中增加对其的司法解释、在《反家暴法》中增加相关内容，并且在拒执罪的相关认定上，增加涉及抚养权纠纷等人身权内容。“因为很多妈妈是卡在执行阶段，如果能在拒执罪方面给予男方比较大的威慑作用，那也能起到很好的效果”。

根据媒体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社会法室主任郭林茂也在近日针对“第24条新规”作了相关解释：“人民法院在审理涉及未成年子女抚养的离婚案件时，可以将抢夺、隐匿子女的行为作为判断不利于未成年人成长、不利于子女抚养的一个因素来考虑，同时也要综合其他因素作出合理的判断。”

郭林茂表示，“第24条新规”之所以没有进一步规定相应的法律责任或者措施，主要是因为，实践中发生这种行为，具体情形有很多种，涉及父母之间的感情、家庭内部的事务等等；抢夺、隐匿的原因很多，抢夺、隐匿的一方未必不是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成长的一方。因此，法律没有作出“一刀切”的硬性规定，而是由人民法院在具体执行过程中，结合案情综合判断。

孩子已经回到身边，但朱莉仍未脱离“紫丝带妈妈”，想起自己熬着夜写材料的日子，她觉得这似乎变成了一种责任。尽管最近“紫丝带妈妈”因内部某些原因产生了变化，她不得不更换了某些平台的名字，但她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想法，“第24条新规”只是开始，呼吁立法、互助维权，愿再无被抢夺、藏匿的孩子，才是她和她的小伙伴们一如既往的初心。

新黄河记者：薛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