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派|许春樵:文学是幽微共鸣,无须指出一条路;悲剧是反向审美,而非裁判二元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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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自:新安晚报

徽派|许春樵:文学是幽微共鸣,无须指出一条路;悲剧是反向审美,而非裁判二元论

著名作家、安徽省作协主席许春樵,18日携新作《下一站不下》做客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冠名的徽派栏目。当天许春樵围绕这本由人文社出版的新作,分享小说创作背后的故事。他表示,诚如卡夫卡所言,写作是为了缓和人与现实之间的紧张关系。文学作品更多是激发读者的情感与心灵共鸣,而不是提供人生答案指明情感出路。悲剧故事要用悲剧审美的眼光看到命运在遭受捉弄和撕裂中,从未放弃对真善美的坚持和捍卫。下一站下还是不下,不是文学的责任,许春樵觉得,看完这个超越了读者经验的不一样的故事,更多是希望有读者可以找到共鸣,在精神和情感上上岸。

11稿打磨是艰苦卓绝

42万字定稿苦不堪言

作家许春樵

徽派:记得两年前采访您,聊疫情下的生活和反思,刷一下两年就过去了。小说里的一个比喻,时间修改着日期,也在修改着人生。老师给我们解释解释,《下一站不下》这个书名的隐喻。

许春樵:《下一站不下》是开始想了很多名字没想好,后来还是想用一个动词加进去,相当于一个主谓结构,小说书名和内容不一定要有紧密的联系,不像论文或者新闻标题那样,严格对称,相互注解。人生当中你有很多下一站,下一站可能是情感的,可能是财富的,也可能是权力的,或者是灾难的,宽泛一些理解都可以。每个人的人生肯定有很多下一站,有很多的内涵在里面,是下,还是不下,把选择权交给读者,这样好一点。

徽派:两年前那次采访您透露正在创作一部小说,很辛苦,就是这本吧?

许春樵:当时也是疫情期间,这部小说正在艰苦创作中。先说八个字感受:艰苦卓绝,苦不堪言。以前写长篇或者中短篇还是很愉快的。这部长篇五年前人民文学出版社约稿的时候,我在那里出过三个长篇了,彼此还是比较信任的。信任和责任是联在一起的,所以,当时就想着要有所突破。当我把这个选题和故事梗概报给出版社后,还没动笔我就后悔了。这个题材不好写,婚姻情感和家庭,结婚、离婚和出轨,看似一个俗故事,而我确立的是一个剑走偏锋的不俗的目标,故事、立意、内涵要跟别人划开界限,这就相当难。我以前更多是写人与社会,写知识分子与人生,写底层人的生存挣扎,这些离我更近一些,或者说经验得更多一些。婚姻情感和家庭,虽然我置身其中,但它没有对我个人生活造成过巨大冲击,你比如这里面的离婚,婚离得你死我活,离得惊天动地,但我没离过婚,离婚的时候主人公说什么,做什么,动作表情语气心理是什么,非常难把握,写的艰苦就苦在这。写小说不是说你把一个故事记下来,线条和轮廓梳理出来,重要的是要把故事里的人要写出来,人能不能写到位,这是一个作家的基本使命和职责,写假了一眼就看出来了,比如看电视剧,一个好演员和角色是融为一体的,作家和小说人物也是一样,要完全进入角色,才能把人物写到位,写准确。所以我经常自嘲说,作家的职称应该评定为几级演员,我们不是要演一个角色,而是几十个。小说中人物,一句话、一个动作、一个表情和特定情境不符,读者一下就看出来是假的,作家演砸了,读者直接就把书扔掉了,人物的把握、故事的把握、情节的把握,对我来说难度很大。稿子磨了11稿。

徽派:11稿?

许春樵:前前后后11稿,前后共写有70多万字,磨到最后还有40多万字,改到最后,相当于给每一个字每一个偏旁部首做按摩洗桑拿,到了这个地步,见到字的时候都想吐,大家看到一个流畅的故事,其实后面的付出了很多艰苦。写作比种田还要苦。小时候觉得乡下干农活苦,干完吃两碗饭,睡饱了觉,天亮就没事了,写小说几年没完没了,像害了一场大病,真觉得还不如干农活。开个玩笑啊。

徽派:这部作品很多细节很动人,您以前写男人系列很精彩,可女性内心的微妙变化如何准确真实表达?

许春樵:写作题材,一个是来源于直接的生活经验,另一个就是间接的经验,听来的,读来的,想来的。我写《麦子熟了》,很多作家问我你是不是到打工村和打工妹一起生活过?我说不是,那完全是间接的,那都是我看到的听到的或者想象出来的生活,作家的基本能力是想象,写作就是打开和发挥你的想象力的过程。作家作为一个演员,就要体验到位,在进入小说人物时,作为被伤害的人,我应该想什么做什么怎么说,要和人物形成同构同步的关系,最怕的是你内心没到位,随意编造,比如想尽办法让人物讲一句话,但这句话不是人物发自内心的,你没和那个小说中的人物成为一个人,所以,写出来的时候,一看就知道是造出来的,不像,也不真。你要真正体验到位了,怎么说怎么做自然而然就出来了,甚至都不需要你去设计。作家最难的就在这里,除了想象力之外,还要体验能力,体验要到位,通过扮演好角色,来解决写作中的故事、情节、细节、对白等难题。

徽派:比干农活累多了。刚刚说的,从70万字磨到42万字,删减过程中去除什么留下什么?

许春樵:写小说需要一个状态,作家必须在写小说的状态中,而不是在写字的状态。写小说的状态就是你完全地、专注地、全身心地投入进去了,现在不是有剧本杀叫沉浸式体验,你就要沉浸进去,写小说不是写字数,是写沉浸的小说状态。这几年因为工作和其他原因,写作状态经常中断,或被打乱,一开始进入很慢,写到十五六万字放了一段,打开一看,删掉一半,写到二十多万字的时候,又剁掉了一半,写一次删一次,直到疫情来了,关在家里,半年,才真正进入了状态。长篇小说推进中,叙事和描写都不能有啰嗦,有拖沓,有废话,现在人刷手机都没时间,语言的不干净,节奏的缓慢拖沓,对话和故事推进缺少效率,读者很快就会扔掉。我要做的工作是,反复打磨,在打磨中寻求和完成和现代的阅读习惯的接轨,和现代接受心理的默契和匹配,能少一句话尽量少一句话。相信好东西是磨出来的。

符号化是过于简单的裁决

复杂性才匹配现实的挤压

许春樵在家中接受徽派访谈

徽派:不想重复,寻求突破,《下一站不下》提供了一个不一样的故事。您觉得这时代背景下的情感和婚姻,写出不一样的难点在哪?

许春樵:一个长篇首先要考虑故事,第一个是生活中的故事,大家能够感受到,产生共鸣,当下性题材;第二个,这个故事是我们经历经验和熟悉的故事,但不能是听过多少遍的日常化的平庸的故事,既是生活中熟悉的又要感觉耳目一新,这就需要设计和构思。司空见惯的生活要写出不一样来,故事的走向,要带给读者全新的体验和感受,不能俗,不能是茶余饭后和酒桌上的故事,要和日常生活中接触的不一样。比如两口子离婚,你看到必须要离的时候离不掉,不该离的时候还要离,那离还是不离,不能按我们日常的道德伦理和生活逻辑来设计,如果我们日常生活逻辑中认定的该离的婚确实离掉了,跟读者的推理完全一样,就不好看了;读者认定这个婚姻肯定完蛋,小说恰恰到最后都没有离。小说中的故事有很多反转,也就是通常说的戏剧性,不能简单演绎。艾叶说,你老婆只要活着一天,你这个婚就离不掉。宋怀良说,你怎么知道的?艾叶说,这就像你听到走廊里鞋子的声音,就知道是我。这些都是独特的体验和感觉,是酒桌茶楼闺蜜聊天谈不到的事情,这也印证了我们人生当中人性的婚姻的情感的丰富性,难以言说和哑口无言,这是真实,也是真相。小说不能简单地安排故事,裁决是非,不按常理出牌,就是小说的常理。避免了世俗化经验化地演绎道德情感和婚姻,这就是不一样的地方,读者能看下去,没把书扔了,就说明故事不一样了,不能让读者看到我下一步写什么,故事走向哪里,戏剧性设计,这也算一个技术吧。小说故事的复杂性对应于人性情感的丰富性,与现实生活对人生造成的各种挤压相匹配。不能符号化地阐释和演绎故事和人性。

徽派:阅读过程中有个明显感受,就是当你开始共情一方时,为另一方辩解同理的话语又会出现,这是您有意营造的吗?

许春樵:是的。不简单的裁决生活和人性。对人物对情感,尤其不能简单裁决。宋怀良这个人物,看起来像个“道德圣人”一样,也未必就是这样,婚姻情感中,精神出轨与肉体出轨的问题,谁的罪恶最大,谁的破坏力杀伤力更大,不能一概而论,也没有权威答案,因人而异,不一而足。宋怀良尽管有坚守道义的那一面,但他的坚守也是很脆弱的,但在世俗那里,面对那么多诱惑,他守住了身体,他就成了一个道德圣人。可仔细琢磨,人性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体现在模糊的和没有边界,人最难破译的就是人性情感,所以我只写出来但不做裁决,这是人性的真实。尤其在我们这样一个充满诱惑的年代,可能性太多了,至少它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精神的和情感的基本状态,文学不是法律,至于怎么裁决它,一个作家,不能简单划一道杠,告诉你应该怎么样不应该怎么样,作家只是把那种人性的无奈挣扎和绝望呈现出来,不一定要给你指明一个道路,婚姻出路和情感出路在哪,作家无须去当导师。文学作品是一种情感的交流,共鸣就可以了。卡夫卡说,写作是为了缓和人与现实之间的紧张关系。当我们与现实绷得很紧的时候,文学就是来缓和一下,共鸣就是这样一个审美效应和心理体验。你看李清照的词,有失恋体验的人,心里马上就会平静下来,“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很伤感,失恋的人马上有共鸣,原来这个世界上不是你一个人在受伤一个人在伤感,文学的意义,主要是共情和共鸣,不给你解决问题。《下一站不下》里的情感只是呈现出来,至于怎么评判和理解,边界在哪,每个人根据你的生活经验学养教养评判。

时代裹挟的故事更厚实和饱满

物质发展的留白是精神和灵魂

徽派:《下一站不下》看似是一个男人和四个女人的通俗故事,但是在给读者情感共鸣的时候,好像也想提供一些思考的空间。

许春樵:你讲的非常好。长篇小说首先建造一个故事,第二个你的故事要有意思。故事没有意思,自媒体、小视频、网络上到处都是,所以故事之外还有个意思,意思就是这个故事和这个时代构成相互对应或者相互注解的关系,留下思考的空间,这也是故事的现实意义和时代价值。这部小说看起来是一个男人和四个女人的平常故事,但这个故事时间跨度30年,加上父辈把改革开放这段历史背景全都投射进去了。男性写作和女性写作不一样,我们写情感不是孤立写,是放在时代、现实,工作和生存之中去写的。有时候看有些女性写作的爱情是真空化的,就很别扭,活着也不去挣钱养家也不要工作,整天就是谈情说爱。我们这代人首先是生存发展的问题,然后才是婚姻情感的问题,所以我这个小说是两条线,一个是婚姻情感线,一个是事业财富线,从开始打工到创办公司到形成集团,到溃败,把人物的事业情感捆绑在一起,才有了厚度和分量,或者说现实的说服力,和当下性足够的依据和理由,不是搞玄虚的风花雪月。所有的情感都是被现实生活击碎的,所以必须放在时代大背景下,婚姻情感的变故,是时代裹挟的必然,也是现实挤压的结果。这个时代人的精神面貌、情感质地和精神走向,叠加在一起,才会扎实厚实和饱满。比如两口子创业的冲突,经营理念上的冲突,反应了情感上安全感丧失与危机出现。钱不是万能的,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这句俗话,在小说里,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是成立的;但钱不是万能的,在小说里是成立的。有了钱可以解决粮食问题,但不能解决婚姻和情感的问题。这就是一个时代性的话题了。改革开放几十年,除了物质发展史之外,我们国民还有一个心灵史和精神史,这是这个小说探讨的一个方向,金钱物质没有带给我们安全,反而带来不安忐忑恐惧甚至幻灭,这是个问题,不是一个结论。我这样写也不是反物质主义,不能用反金钱的方式,来书写历史,那是开历史的倒车。主要是我们发展太快,我们内心还不能适应这种猝不及防突然的变化,中国的现代化是三十年走完了西方三百年的历史,手忙脚乱是正常的;另外一个是情感的多样性方面,人自身人的内心的,在情感漩涡中,在现实裹挟下,也不是对与错、是与非能简单裁定的。

书里的一些情节,包括暗地里送钱给沦落卖淫的前女友,首先是宽容和善良,还有炫耀和张扬,包括对妻子吴佩琳,是拼命的爱,也夹杂着出人头地的自私,内涵很多。无论怎样,作品中要有人性的善和温暖,良知和道义的复活与苏醒,这是小说的一个基本的价值立场。

许春樵作品

徽派:刚才许老师也提到了,我们不提供答案,也不提供解决的范本,专注现代人的精神困境,但在故事里有几次冲突最激烈的时候,出现转机都是面临疾病病和死亡的当下,这是无力的表达还是写作的技巧?

许春樵:这个完全是技术性设计,小说中许多棘手的事没法解决的时候,只有把它往极端去推,怎么往极端推,一个是疾病一个是死亡,差不多再搞个车祸?车祸就太复杂了,我写到父女关系破裂,母亲心脏病发了,这就可以见面了,回家了,不然不好办。宋怀良最后死亡看起来偶然,实则必然,事业、爱情、金钱、女人全完蛋了,是绝望中的毁灭。宋怀良他们这一代企业家,就是这个时代牺牲的羔羊,祭坛上的祭品。那个年代,只要你胆大你敢搞就能挣到钱,那一代企业家是没有什么文化的,靠勇气和胆量发家致富,现在是马云马化腾们了,但是那一代企业家的历史地位是不能抹杀的,他们倒下了,但他们是历史进步的阶梯和垫脚石,创造过很多奇迹,也留下了很多启示。这一代企业家注定要谢幕,宋怀良死于他杀其实是准备去自杀的,他的命运也是时代历史投影和写真。人生有很多无奈和无常,宋怀良把握不了自己的命运,现实的荒诞和生活的荒谬是无法把控的内在推动力。宋怀良这个人物是具有现实隐喻和人生隐喻两种功能的,宋怀良只不过是时代路上的一粒沙子一个道具一个坐标,他跟同时代人一样,没法决定历史走向,主宰自己的命运。

悲剧审美是在反向呼唤真善美

举重若轻构成反讽和叙事张力

许春樵作品

徽派:您是悲观主义者吗?人们在面临的精神困顿和情感伤痛中,你想提供什么方向性的东西?

许春樵:悲剧文本跟悲观主义倾向,不是一回事。文学中的公共化的一个精神指向,肯定是真善美,悲剧就是真善美最有力度、最有力量的表现方式,文艺理论中叫做悲剧审美。文学作品是作用于情感的心灵的,如果看了某个作品,你泪流满面,作品的审美价值就实现了,亚里士多德说这叫审美快感,你哭了,心里反而是舒服的,比如你看《泰坦尼克号》看得泪流满面,走出电影院心情却无比愉悦,如果电影中杰克和露丝在美国上岸了,举行了婚礼还抱个大儿子,彩旗飘飘的,请大家庆祝喝酒,那就完蛋了。生活逻辑和艺术逻辑是不一样的。生活中不能接受死亡,死亡是痛苦的,而艺术中的死亡,却带来快感,朱光潜《悲剧心理学》中也论证了悲剧审美,悲剧把好的东西美的东西撕碎给你看,所以写死亡不是要你重复死亡,模仿死亡,而是要人们珍惜审美、保护美好,逃离死亡。悲剧唤起人的崇高感和悲悯感,是反向的价值呈现,用悲天悯人的方式唤醒人们内心里的善与良知还有道义。经典文学,从俄狄浦斯王到托马斯哈代到托尔斯泰,中国的《红楼梦》和《孔雀东南飞》,哪一个不是悲剧,悲剧不是消极的,恰恰是积极的,英雄的死亡是唤醒你的壮烈和崇高,善良的人死亡和毁灭唤醒你的悲悯同情和恻隐之心,它是从反向来呈现正能量,是在黑暗中寻找光明。

徽派:嗯,书里还有一些黑色幽默的东西。

许春樵:幽默就是叙事反讽,是对生活的态度举重若轻。我在小说叙事中不会把很重的东西用很重的方式去写,我把它写得很轻,构成一种叙事上的反讽和张力,这是语言的技术或能力。

徽派:这本小说要写一个江淮“好”人,一个好男人和一个好女人在一起不一定是一个好婚姻,有人评价宋怀良是一个烂好人。如何理解这些“好”?

许春樵:你把小说中的一个重点点了出来了。我们通常说婚姻情感故事,肯定要辩是非,明事理,男的不好还是女的不好,要弄清楚,生活中,法庭上都这么做的。我的小说中恰恰是两个好人没有过上好日子,没辨是非,这就是故事的独特性。新就新在这。两个好人为什么在一起过不上好日子,疾速发展的物化时代对生活的挤压和撕裂,导致了人与人之间信任感和安全感扭曲异化和破碎,它的背后是现实给我们造成巨大的压迫,我们谁对谁都没有把握,对自己都没有把握,对他人也没把握,这就是对故事和意思的一个现实性的阐释。

安徽作家要讲好安徽故事

影视化也牵扯下还是不下

徽派:好像文本里有借吴佩琳父亲提到好的婚姻的可能性,门当户对是一种说法?

许春樵:门当户对肯定有它的合理性。它只是婚姻的一个理由,或者说一个重要的理由,不是唯一的理由。门当户对的婚姻,双方的生活习惯、习俗、教养肯定是接近的,容易磨合,但并不意味着门不当户不对就磨合不好,这不是绝对的。两个方面,习惯习俗教养之外,另外一个就是价值观,如果价值观是相同的,生活习惯是可以改变和修正的,门当户对更多是从婚姻硬件和外在形态来讲的,其实书里吴镇海和妻子主要是价值观不一样,而吴佩琳和宋怀良看起来是价值观的冲突,其实是生活态度和生活立场的冲突。这里面很复杂,不可简单处理。

徽派:这个小说很有意思,安徽元素和合肥元素很多。故事发生在庐阳市,小说中出现的五里井、长江路、城隍庙、徽菜馆、臭鳜鱼、牛肉汤、无线电二厂、“江淮好人”等都带有明显的合肥和安徽地域文化色彩。

许春樵:生活在这个城市里,自然而然想到长江路城隍庙四牌楼,牛肉汤,臭鳜鱼徽菜馆,安徽作家肯定要写出安徽地域文化色彩,让外地读者看到这是安徽作家写的,这也是讲好安徽故事的一个努力,讲好安徽故事肯定要有安徽元素。

许春樵作品

徽派:还有,我把里面那个剧作家的角色就当作您了。他身上还有愤世嫉俗的个性在。如果说您就是那个剧作家,这部小说要被改编,上舞台或者银幕,让您修改结局您会修改吗?

许春樵:我在多次影改编中,是做过妥协的,比如《男人立正》,被中央电视台改成道德模范了,改得一塌糊涂,如果让我个人来改,我必须坚持自己,我那个《酒楼》就是这样,自己改编的,剧本做好几年了,我跟制片方讲,要干就按原著精神去干,要么就不干了。应该说小说中的“我”也能算作我个人的一个精神代言吧,但是也没有写那么绝对,他还是想要钱的嘛,家里太困难了,房贷还不上,所以走投无路时“在选择喝老鼠药和上吊之间,我选择上吊”,妥协有时候叫合作,妥协而不丧失底线。后来的“我”还是捍卫了文人的操守,坚守了作家的立场。小说中两条线设计,是一个虚实相间的结构意识,既可以假乱真,也可缓解一下阅读的疲劳,改变节奏停顿一下,是一个技术性的处理。

评论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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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7-28 09:07:38

在你们这里学到很多爱情观和人生观。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

头像
2023-04-14 16:04:09

被拉黑了,还有希望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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